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菁菁校园

菁菁校园托起缪斯之梦

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点击数: 发布时间:2018-10-12 09:50

  河南大学有个特点——作家多,不同历史时期,河大作家都密集分布,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观。一代代的作家,为这所百年老校增添了绚丽的色彩,成为母校的骄傲。

 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文学处于繁盛期,河大出身的作家“三代同堂”,交相辉映。老一代姚雪垠、苏金伞、周而复、吴强等虽年逾古稀,仍保持着强烈的创作激情;中年一代孙广举(孙荪)、王怀让、鲁枢元、余非正当盛年,处于创作旺盛期;年轻一代孟宪明、王剑冰、阎连科、张清平、高有鹏等闪亮登场,引人注目。三代作家同声相应,在中国文坛形成蔚为壮观的气象。

  一所大学能培养出如此多的作家,放眼全国高校,也是十分罕见。河南大学缘何出现这样的现象?孟宪明认为,河大形成了良好的“生态环境”,适合出作家;高有鹏认为,百年来,河大是中原知识、思想、文化重镇,面向欧美先进文化,浸润中原古典文明,作家群正是这种文化环境的“精神硕果”,几代作家有着共同的“文化脐带”;韩爱平则认为这源于“青春与校园独特氛围的碰撞”,河大有着浓郁的学术气氛、艺术气氛,大师级学者辈出,“他们的言传身教,哪怕是无意中的点拨,也会引燃学生心中想当作家诗人的火种,这火种有时会点亮一个人的一生。”

 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韩爱平在她的《河南大学作家群》一书中,详尽解读了河大文学传统,“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出现,是历史的选择,也是河南大学自己的选择”,而这种文学传统的形成,与冯友兰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  “《文艺》者,中州大学(河大前身)学生所组织之‘文艺研究会’之刊物也。‘文艺研究会’以研究国故及文学为宗旨,所谓文艺,盖取其名之广义,如所谓欧洲文艺复兴者然……广义之学术,有为理智之产物,有为想象之产物;《文艺》中所载,研究国故之论文,属于前者;文学作品,属于后者、为编辑此刊,诸会员得以使其理智力与想象力,皆有适当练习之机会,不可谓非幸事。”

  1925年,冯友兰为《文艺》写下这样的“发刊词”。《文艺》是河南最早发表新文艺作品的期刊,是一份学生刊物,而冯友兰以中州大学文科主任身份,亲任主编,他无疑对这份刊物寄予了厚望。

  出版这份刊物的文艺研究会,由当时的校长李敬斋、文科主任冯友兰亲任名誉会长,会长、副会长则由学生担任,第一批会员共39人,分为韵文组、散文组、骈文组、书法组、考证组和小说戏曲组,各组分设干事和评议员。这个学生团体及其创办的期刊,办刊目的明确,会员阵容整齐,又有大学者热情参与和支持,在当时的高校中是不多见的。

  细读史料,可以清晰地看到,当时河大师生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其中,有着珍贵的自觉意识,正是这种自觉意识,令河大的文学社团和刊物从此代代延续,生生不息,最终促成一种文化传统,河大作家群的出现,正是这种传统所孕育。

  在《文艺》出现不久,该校又创办了“晓钟文学社”和《晓钟》文学旬刊,“曙光文学社”和《曙光》文学半月刊,“春潮文艺社”和《春潮》文学旬刊等。影响较大的,是河大学生白寿彝、罗梦册、张源,以及后来成为河大名教授的任访秋等人创办的“晨星社”和《晨星》半月刊,晨星取自鲁迅《热风》中的名句——“出了太阳,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”,这个社团的成员,后来大多成为学术或文学的名家。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,河大文学社团势头更猛,影响较大的有群星文艺社及其《群星》、心音社及其《心音》、村笛社及其《村笛》,三三社及其《三三》等,而最为著名、影响深远的,是范文澜、姚雪垠、吴强于1937年创办的救亡刊物《风雨》周刊。值得一提的是,河大教师不仅是作家群的培育者,也是其中坚力量,于赓虞、郭绍虞、段凌辰、杜衡,以及后来进入河大的任访秋、苏金伞,或主持办刊,或积极创作,对学生有着深刻的影响。众多的文学社团,成为河大师生的文化纽带,共同创造出活跃多彩的文化时尚,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生态和校园传统,从此根深蒂固,影响深远。姚雪垠、邓拓、周而复、吴强、马可、樊粹庭等,都是成长于这个时期的河大。

  作家的特点,是善感和善于表达,很多作家在回忆文章中,生动表述了母校给予他们的文化滋养,以及他们对母校的深情,如作家宋立民所说,那是“从来不用想起,永远不会忘记”的。

  姚雪垠1910年生于邓县,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。进入古朴而富有青春活力的河大校园,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教师的做派,他们所传授的知识、倡导的学说,几乎闻所未闻,新奇而具有诱惑力;图书馆里,各种新书籍、新报刊,琳琅满目,让人目不暇接。在河大浓郁的文化氛围里,姚雪垠浸泡在知识的海洋里,乐而忘返。他的思维被激活,他的自信心在增强,虽然他只在河大学习了两年,却自认为“开封的两年学生生活,是我一生的关键年代”。在进入河大以前,“我在家乡,也想学习,但对于学习什么,走什么道路,心中是糊涂的,混沌未开,而且也没有学习条件。从这以后,我好比混沌初开,开始有了追求、理想,并开始从事有目的的努力,而且有了读书的环境和条件。总之一句话,对我这一生具有决定性的日子开始了”。

  1940年春,苏金伞进入河大任教,这位几乎放弃创作的诗人,诗情在河大“复活”。他如跋涉沙漠的迷途者终于寻找到了绿洲,在《创作生活回顾》中写道:“到河大以后,由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我枯竭的供血不足的心脏突然充满了活力,好像一条搁浅的小船,一下子驶入大海一样。两三年没有写诗,现在又诗意葱茏……”

  1961年,孙广举参加高考时,河南大学名声“式微”,被更名为开封师范学院,收到录取通知书,他犹豫着要不要上,但中学老师的一席话打动了他:“不要管它叫啥名字,它的底子是老河南大学,一所老学校,藏书丰富,根基深厚的教授不少,是个读书的地方。”孙广举回忆说:“进入学校后,我发现没有找错地方。”在河大的课堂上,李嘉言先生的渊博和独到,高文先生的“煽情”,王梦隐先生轻巧的点拨,刘增杰先生的畅快透彻,都令他求知欲更加旺盛,他为自己制定了“残酷”的读书计划,除了上课和每天6小时的睡眠,一切课余时间,几乎都在潜心读书。

  善感的作家们写下了很多关于母校的回忆,单看标题,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创作生命与母校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:孙广举《根基——我在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活》,张清平《河大——生命中的黎明和青春的方向》,刘学林《从铁塔下起步走》,曲令敏《我的精神之母》,孟宪明《河大是我人生的支点》,王剑冰《永远的“铁塔牌”》,宋立民《我是母校放飞的一只风筝》……

  河大作家群最辉煌的时期,出现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韩爱平教授在《河南大学作家群》一书中,描述了这个文学群体蔚为壮观的盛况。

  老一代作家中,姚雪垠以《李自成》第二卷震撼文坛,获得茅盾文学奖;苏金伞的诗歌如重新喷发的火山,激起一阵阵掌声和涛声;周而复在完成《上海的早晨》三、四卷之后,晚年又推出六卷本的长篇小说《长城万里图》,被誉为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。

  第二代作家中,孙广举以散文《鸟情》、《星云月三赋》在文坛异军突起,同时,他和刘增杰、刘思谦、王文金、张俊山、余非、鲁枢元等人一起构成强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阵容,使人刮目相看;而王怀让以大江东去般的激情,热情讴歌民族传统,其代表作“三人”——《我骄傲:我是中国人》、《我们光荣的名字:河南人》、《中国人:不跪的人》,“三作”——《诗为杨皂而作》、《诗为杨皂再作》、《诗为杨皂三作》,成为全国著名的朗诵作品,在读者中广为传诵。

  第三代作家中,孟宪明的多卷本长篇儿童小说《双筒望远镜》使儿童文学审美品格发生了重要变化,他编剧的影视作品6次获得飞天奖;闫连科的长篇小说《日光流年》等表现出清新的意境和深邃的哲理,他的《受活》、《丁庄梦》、《风雅颂》等鲜活生动,广受好评;王剑冰则在散文、诗歌创作上有着突出成就,散文《绝版的周庄》入选上海高中语文课本、刻碑于周庄,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,散文集《绝版的周庄》曾被评为“中国最美的书”;高有鹏的长篇历史小说《袁世凯》、《清明上河》以恢宏的气势别开生面。诗歌创作上,程光炜、高旭旺、陈俊峰、易殿选、张鲜明、吴元成、高金光等,个性各异,五彩缤纷。而张国臣的少林文化系列,曲令敏、王剑冰的散文,宋立民、焦国标的杂文,张清平、沈卫威的传记文学,张惠芳、王刚的报告文学,英子的儿童文学等,也都各擅胜场,有着广泛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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